在金融需求主体层面要高度重视对民营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消除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同时要继续在市场化原则下加强对国有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
在云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秘书长西天锡编审的建议下,云南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11月出版了本书,书名为《农村小额信贷:扶贫攻坚成功之路》。内资与外资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外资金融机构在昆明还是个位数。
四、构建农村金融新体系 (一)申请成功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2007年,我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西部民族地区构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新体系研究》获得批准。八、对外资援华小额信贷项目评估 1996年月日,赵俊臣应邀赴京参加"国际小额信贷研讨会"。若存差为正,即存款多,贷款少,说明金融机构内的资金运动受阻,或者说吸存的资金没有放贷出去。三是积极探索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多种途径。2006年3月21日--24日北京天伦王朝饭店。
四是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全面开放。城乡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农村金融服务仍然滞后,还不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为什么金融很重要?因为当时一个典型的说法就是社会上有很多闲置的资金,而企业需要很多的资金,怎么可以把闲置的资金撮合到一起,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去使用呢?从想象的场景里可以看到金融可以帮这个忙。
这样一来,我们谈到发展时,把发展等同于建设投资、实业投资,实业投资又进一步等同于企业的投资。我们不妨简单想像一下,如果有一种疾病一旦得上的话,要花掉1000万元去治疗,假设每年每个人得上这个病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一。从2014-2017年、2018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蛮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是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还是普惠金融,真正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是帮助非常大,也非常及时。
如果没有保险产品的话,储蓄压力会很大,每家每户每个人都要尽可能把每1块钱都存下来,因为如果存不满3000万元,万一一家三口都得上这个病,治疗费要3000万,就把这家人永久打入贫困。回过头来看,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整个实体行业各个领域都产能过剩,但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高,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12日的第一场闭幕演讲是来自本次论坛的重要嘉宾香港大学冯氏讲席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主任陈志武。一旦得上这个病,放在每个人身上每年得上这个病的预期损失是多少?千万分之一×1000万元医疗开支,每个人预期损失是1元钱,如果有保险的话,每个人花多少保费就可以把这个病的风险解决好,最多1.1元钱,这样有10%的保险公司支付成本。长话短说,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对金融理解方面同样做调整,就是把金融不只是理解为企业融资、投资建设融资,同样也包括消费金融,除非我们做这种调整,否则的话以后产能过剩、靠投资带动、靠出口市场带动的结果会继续下去。因为原来的观念是这样的,所以即使是金融行业最前沿的人,也只能够从建设融资、从企业融资的角度去发展金融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观念的调整尤其重要,尤其把消费金融、普惠金融进一步在方方面面提上日程,推动发展,不要因为校园贷或消费贷款碰到一些问题,就说消费金融现在已经走过头了,大可不必。所以普惠金融、消费金融可以帮助他们,使他们未来非常好的收入前景不仅仅只去想象,而是可以用上,将未来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年轻时来花,这样一来让每个中国的年轻人和中年人整体的幸福感在年轻时就可以提得更高,让他们整个人生一辈子幸福总的水平可以提升很多,把14亿中国人每一个人一辈子的幸福都提升了以后,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就可以提升很多。举几个简单数据,2014年,给中国居民家庭提供的住房按揭贷款和其他消费金融支持大概是10万亿人民币,在2014年时大概占GDP20%,是整个银行业金融资产120万亿的9%左右。通过这样简单、比较极端的例子让我们可以看到普惠保险对于解决贫困真的是非常管用、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真正精准保险产品不一定会很贵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研究金融、搞金融行业的职业人士都知道,精准的金融产品是把金融服务的价格降得非常低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因为这样一来金融就不只是高收入群体可以用的东西,如果普惠金融做得非常好、非常精准的话,没有太高收入的人也照样能够通过利用金融,把自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风险给解决好,不至于因为一场病而打入贫困,然后一辈子都爬不出来。
为期三天的大会内容丰富,嘉宾云集,不仅围绕多个普惠金融领域内的热点话题展开热烈讨论,还有多位非常重要的专家、学者和监管部门的领导和机构代表在会上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讲,使得一年一度的国际论坛成为行业内颇具影响力的交流平台。道理很简单,我们学经济的都知道,至少大致上有生产方和消费方都有金融的需求。
到现在为止,关注贷款类的普惠金融比较多,但也应注意到保险类的普惠金融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扶贫方面,保险可以作为的空间比信贷更大。这样一来就带来一个很直接的理解,即金融=企业融资=建设投资金融。
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已于10月10日至12日成功举办。贝老师他们五年以前就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实际上超前很多,回过头来看,很不错、很了不起。正因为这个原因,就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避免我的那些经历,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哪怕未来的收入前景非常好,也只是能看到,并不能使用。从银行业的资产结构里基本也可以看得出来,不太奇怪。但如果没有疾病保险会怎么样?一家三口人要存钱存满多少时,特别是做母亲的,才可以睡好觉,才可以不用考虑疾病带来的影响有多大,一家三口要存满3000万才可以完全放心。在金融领域里,金融仿佛就等于企业融资和建设投资融资,对于金融的理解就没有消费金融这一板块。
大家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直到80年代末期,当时厉以宁先生、吴敬琏先生等老一辈经济学家花了很多力气呼吁全社会,特别是管理层要重视金融的发展,当时他们在谈到为什么要发展金融的时候,都是从企业融资的角度来谈。这个理解一直贯彻到具体响应党中央号召时,我每次看到中央决定要重点发展经济,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肯定又要做更多投资了,要扩展实体经济的产能。
相比之下,去年美国家庭总负债、总贷款是1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银行业资产的75%的分量。现在我57岁了,是我一辈子到目前为止收入最高的时候,以前从来没有收入这么高过,但是我现在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少,也许喝喝星巴克咖啡等等还花点钱,其他就不怎么需要了
只不过从那以后,中国往礼制和宗族的路上越走越远,而西方往另一条路迈进,在血缘之外的大社会中建立人际合作互助的体系。当然,人类社会也可以基于平等的原则同时动筷子,每个人吃一样多,这就是多数宗教主张的资源配置方式。
《论语》里孔子讲,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即君子立身行事应以道义为本,道义价值重于物质利益,应当以义而不是基于利来规范人际关系并建立社会秩序,这显然排斥商业市场,看低基于明码标价货币化交易的资源配置方式。比如,中国在周朝选择了靠血缘宗族实现人际互助、跨期合作,接下来的精力都集中于发展礼制,通过扩充并完善礼制来保证宗族解决风险挑战的效率,同时抑制商业、宗教等。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分别对君主制(Monarchy)、贵族制(Aristocracy)、共和制(Polity)、暴君制(Tyranny)、寡头制(Oligarchy)与民主制(Democracy)的利弊优劣进行分析和对比,关注的是超越血缘的社会治理和权力制衡问题。也可以根据谁出的价格最高,这是基于市场交易的资源配置方式。
特别是在基督教出现后,西方人更是不再认为只有血亲才可信,一般人际信任度与社会资本都高[Fukuyama,Francis.Trust.New York:Free Press(1995)]。所以,一旦一个社会做出了选择,接下来就必须发展相配的文化和体制。
所以,在实证意义上,量化历史研究表明,儒家礼制的确给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好处,只是其代价也不小。相比之下,中国却忙于建立礼制,发展血缘为本的伦理道德,不断巩固家秩序。
另外,在考虑其他因素后,孔庙数量多、儒家文化影响强的地区,在2010年时,人均存款和贷款额显著更低,说明这些地方的人利用现代金融的程度会更低。其次是金融数学必须足够发达,要不然难以对金融合约做准确定价。
——由此可知,各社会可以选择不同的跨期合作、跨期互助和资源配置方式,但每种方式需要得到相应的文化体系、伦理道德体系的支持,因为相应的文化和制度为相应人际合作体系与配置方式提供服务及巩固其效率。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侄子、侄媳,侄女、侄女婿,外甥、外甥媳,外甥女、外甥女婿,孙子、孙媳,孙女、孙女婿,外孙、外孙媳,外孙女、外孙女婿。另外,我们也用清朝时期各地的孔庙数量来度量儒家文化的影响强弱,同时,我们也用各地还留存的家谱数量来度量礼制的影响度,作为稳健性检验指标。这就更带来一些问题,为什么借贷金融没有在秦汉之后推动证券与保险等金融的发展呢?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更广泛、更深的大众金融市场? 几年前,斯坦福大学的Greif教授和Tabellini教授提出相关的问题,就是:至少在过去一千多年里,中国人主要靠宗族来实现人际跨期合作,而欧洲人则以法人公司实现人际跨期合作,包括教会、市政、公司、行会等,这些都是注册的法人,不是血缘宗族组织,但可以促使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进行跨期合作。
后来是为了便于征税,激励一些欧洲国王强行普及姓氏。在英美社会,父亲和母亲的姐妹,以及父母的兄弟的妻子,都以aunt通称。
不过,只要观念上排斥商业化发展,商业市场就难以做大,因为一旦做大了,就会引发伦理道德上的指责而遭到抑制。当然,也有学者说儒家跟商业不矛盾。
基于宗教的互助体系便理所当然要求教徒遵循教义和教规,等等。对于以血亲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称谓极其重要,因为每个称谓决定了她或他相对于当事人的名分,名分包含了血缘远近、代际距离与年龄信息,而名分等级信息决定了与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进而决定资源的配置和风险的分担程度。